#历史开讲#

唐朝官员在丁忧期间生活困难，只能通过从事生产来维持生计——元和六年（811），翰林学士、京兆府户曹参军白居易母亲陈氏去世，白居易（772-847）退居下邽丁忧。此年，白居易39岁，在母亡之前一年，因宪宗眷顾，刚从“官卑俸薄”的从八品上低层京官左拾遗迁为京兆府户曹参军，经济情况不太好。

耕植自业

白居易家族在曾祖白温时移居下邽，在下邽有产业。但对于儒学世家出身的白居易，对田亩之事不甚熟悉，因为丁忧后家贫，不得已才从事农业。其诗文记录了丁忧后在生活上面对的窘境，“村家何所有？茶果迎客来。贫静似僧居，竹林依四壁”。

但是从事农耕对白居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，因为故里产业多年无人打理。

为了耕种，白居易卖掉自己的马匹，买来牛犊和农具，以俟第二年春天耕种，卖马之后，白居易失去坐骑，只能徒步往返田地与家之间。为了学习种田，他还要跟经验老道的老农请教，并且叫亲友不要笑话他从事农业生产。

学习农事的士人会受到士人阶层的普遍鄙夷，这一点从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，但当生活无依时，也就顾不上许多了，“犹须务衣食，未免事农桑”。

撰写碑志

碑志包括碑和墓志。碑在唐代比较流行，遇到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时，立碑以记。而墓志发展到了唐代，已经臻于成熟。在唐代，但凡有社会地位的唐人，死后大多会有墓志，尤其是官宦之家。碑志的撰写，需要寻找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士人阶层，甚至是大文豪，流传至今的唐人文集基本都有碑志一类。

碑志的撰写者主要是墓主的亲戚、朋友、门生故吏，以及名气较大的文人。撰写碑志会给士人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，“复以多为贵，千言直万赀”，这还只是一般的情况。对于有名气的文人来说，一篇碑志的润笔费更贵。《新唐书·皇甫湜传》记载，东都留守裴度修福先寺，判官皇甫湜为其撰文，碑字共三千，每字价值三缣。

在唐代，缣等同于流通的货币，而缣的价格也很昂贵，贞元四年（788），每匹绢的价格为1600钱。

大和七年（833），虢州刺史崔玄亮（768-833）卒于郡所。崔玄亮是白居易好友，在其临终前，遗戒诸子，要求请白居易为他撰写墓志，将珍藏的玉磐琴作为润笔费赠予白居易。正因如此，撰写碑志成为了士人收入的来源之一，这在唐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

《唐国史补》记载职方郎中知制诰王仲舒好友马逢家贫，王仲舒经常责怪他“何不求碑志见救？”从此也能看出家贫的士人通过撰写碑志赚钱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撰写碑志难免要对志主扬善隐恶，志文多有溢美之词，有少部分人不愿意赚此钱。

韩愈因家贫经常以此谋生，受到节士刘义的批评，“此谀墓中人得耳”。为他人撰写墓志时，也要看其品行而定。元和六年（811），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（750-811）卒，裴均其人“以财交权幸，任将相凡十余年，荒纵无法度”。

在其死后，其子“持万缣请（韦贯之）撰先铭”，遭到宰相韦贯之的拒绝，答曰：“吾宁饿死，岂能为是哉”。景龙二年（708），工部侍郎张说（667-730）母亲冯氏（637-708）去世，张说丁忧去职。

张说祖籍范阳，后又迁到河东，从张说这代人开始，迁家洛阳。

张说父祖官职卑小，俸禄微薄，且其父调露元年（679）去世时，张说尚在总角之岁。张说有兄二人，一姐一妹，自父亲去世后，全赖母亲持家抚养。

张说仕途亨通后，家中用度便由他的俸禄负责。当他丁忧停俸后，“两兄一妹，甥侄九人，又有中表相依，向成百口，吉凶衣食，待臣以辨”，一家人失去依靠。好在张说文采达于天下，素有“朝廷大手笔”之誉，“尤长于碑文、墓志，当代无能及者”。居丧期间，张说因家贫，“佣文以取资”，度过三年的艰难时光。

以张说当时的身份和文坛的地位，其润笔费是相当可观的。

张说用润笔费解决生活之难的同时，还完成了对一姐一妹的归葬。张说名满天下，找他求碑志的人不在少数，《张说集校注》中收录了张说撰写的60余篇碑志。对于文采不扬的普通官员，虽不能靠撰写碑志养家，但也能够补贴家用。

官员丁忧期间的精神生活

从搜辑到的史料来看，官员丁忧期间的精神生活，分为三个方面，一为官员在丁忧时精神长期陷入悲痛状态，对身体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，甚至有官员“不胜丧”，卒于丁忧期间。二为官员在丁忧期间悲伤过度，官员的亲属为了宽慰官员，对其在精神上予以鼓励。二位官员居丧期间，通过读书、与友人书信往来、抄写佛经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。

元和六年（811），京兆府户曹参军、翰林学士白居易母亲陈氏（755-811）卒于长安宣平里，白居易在下邽丁忧时做下此诗，诗中表达了其对母恩未报的悲痛之情。母亲去世后，白居易悲痛欲绝，致使身体健康每况愈下，“前岁二毛生，今年一齿落。形骸日耗损，心事同萧索。始知年与貌，衰盛随忧乐”，精神上的难过让其身体早衰，卧病在床。

在唐人的孝道观念里，为逝去的父母尽哀是常见的事，“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极；创巨之痛，终身何已”，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丁忧会对有些官员的精神造成影响，进而影响其身体健康。开元末，苏州昆山县丞王同福（687-748）接连丁父、母忧。丁父忧时其便已“居丧尽哀，孝仅灭性”，父忧服阙后，其母又去世，在丁母忧时身染疾病，“公为再丁艰疚，因而成疾，间者十五岁，罢仕后疾愈”。

王同福丁母忧期间所患疾病一直持续了十五年，直至其罢仕方才治愈。

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太子校书刘禹锡父亲刘绪卒，刘禹锡在丁忧期间，哀伤过度，染上痼疾，“及丁先尚书忧，迫礼不死，因成痼疾”。王同福和刘禹锡所患疾病未有确切记载，但可以推测其很大可能染有眼疾或肺病，这是因为官员在丁忧时，需要长时间哭泣和大声哀号。

白居易在丁母忧时，因为哭泣日久，使其双眼昏花，“结为肠间痛，聚作鼻头辛。悲来四肢缓，泣尽双眸昏”。代宗时，滑、亳、魏、博等六州节度使令狐彰母忧去职，丁忧期间，其哀毁逾礼，长久的哭泣使其眼睛失明，“及苴麻在艰，优谕权夺，踊绝伤足，泪尽丧明”。丁忧期间大声哀号对身体也有损伤，元和时，冯定父亲冯子华去世，其居父忧时“因号毁得肺病”。

得上肺病后，不仅影响冯定的日常生活，也对其仕途产生了不利影响，他任鄠县尉、集贤校理时，因肺病使其运动受限，一次入府时迟到，被大学士以恃才傲慢为由罢去使职，“趋府或不及时，大学士疑其恃才简怠，乃夺其职，俾为大理评事”。

高宗末期，苏州嘉兴县令燕秀（622-682）丁内艰去职，居丧时，其“执丧逾礼，独越人灵，栾感内殷，柴形外毁，因兹寝疾，遽而灭性”，感染疾病后，燕秀不久后便去世，

永淳元年“终于修义坊之私第，春秋六十有一”。

官员在丁忧时，一方面要严格遵守礼律要求，一方面在精神上过于悲伤，以致其身体抵抗力较差，增加患病死亡的风险。久视元年（700），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大理正陆景献（687-725）丁母忧去任，居丧期间，其悲伤不已，“哀毁过礼，居丧逾年，囗而遘疾”，开元十三年，陆景献重症不治，“终于东都敦化里第，春秋卅有九。”

开元末，左威卫仓曹参军何简（686-742）丁内忧去职，丁忧时，其过于哀恸，“于制悲裂，情异众人，恻怛之心不忘，伤肾之意无改。

泣常流血，以类羔柴，居服有仪，同乎敬子。遂成寝疾，已入膏肓，针乃无瘳，药攻不及”。何简丁忧时染疾不治而亡，天宝元年（742）终于河南县。官员在丁忧期间悲伤之情过于强烈时，也会使其直接身亡。

景龙时（707-709），长安尉王行果（676-709）丁母忧去任，丁忧期间，王行果“毁甚于昔”，在其母下葬时，他哀毁而绝，“往顾慈亲，今极真性，临穴号叫，仰天殒绝，呜呼孝欤！春秋三十有七”。

总的来说，根据记载，当时官员在丁忧期间悲伤过度时，甚至会危及其生命，史籍中不胜丧死的例子较为常见。